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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李宜航 昨天，任(仲夷)老远行。云山垂泪，珠水含悲…… 瑟瑟寒风里，我，一个新闻界的后辈，抚摸着任老亲撰的两份手稿，百感交集。 手稿，拿在手上，刻在心里。它，彰显着任老对党的无限忠诚，也寄托着任老对记者的深切关爱…… 手稿，把我的思绪拉到了三年前。 2002年11月，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。任老是代表，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，自然是记者紧盯的目标。但任老当时已88岁高龄，又大病初愈，谢绝一切采访。 11月6日，广东代表团启程赴京。在白云机场，我向任老表达了采访的愿望。任老摆了摆手：“身体不好，精神不死，采访不行。” 抵京后，我多次与任老联系，希望能面聆教诲。 11日早上9时，任老秘书潘东生突然打来电话：任老在房间等你，独家采访。9时20分，我赶到任老驻地。这位尊敬的老人正神采奕奕地坐在沙发上，没有戴那顶大家熟悉的鸭舌帽，手上拿着两份谈话稿，潘秘书悄声说：任老写好了一份，自己不满意，又写了一份，“很认真”。 细细瞧去，两份手稿，一为铅笔所写，一为圆珠笔所写。两份手稿的背面，还分别标明了“1”和“2”。 潘秘书在旁解释：任老昨晚写到很晚，改了又改。 任老开口了：“这稿只供参考。你有什么问题，就提出来，我说，你记。” 任老谈起了对“三个代表”的深刻理解，谈起了“双百方针”……其间，他先伸出三个指头，又伸出一个指头。他风趣地解释：“三个代表”一个都不能少。 我深深地折服了：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，看问题入木三分，说道理浅显易懂。潘秘书趁机给我讲了个小故事：任老乘电梯下楼，没看清楼层就步出了电梯。有人说：还没到呢。任老答：嗯，冒进了，冒进了!电梯里笑成一片。 11时40分，任老坐在了我的手提电脑前，一边手持放大镜看稿，一边让我读给他听。他还时不时提醒我：读得太快了，太快了…… 11时59分，任老看完稿，说：加四个字，改一句话就行了。那两份手稿，你先拿去参考。 今天，再次捧读这两份已经泛黄的手稿，手有余温——任老，请允许我向您深深地鞠躬，再鞠躬…… 两份手稿，仿如思想的高山……所以，我说，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，而是我有机会仰望了任老思想的高山。 (原载2005年11月16日《羊城晚报》 作者李宜航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管委会副主任、羊城晚报社副社长)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