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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崇年潜心50年著《大故宫》:千秋业说大故宫

来源: 作者: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6-03-02

  北京紫禁城建福宫内,灯火辉煌。

  《大故宫》巨幅照片下,众多文化名人汇聚一堂。一位儒雅的老人,带着几分疲乏静静坐在他们中间,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景呈现“大故宫”构想的关键人物、潜心50年完成通俗历史国学著作《大故宫》的学者阎崇年。

  到底是什么力量,让一位醉心清史研究、在“故纸堆中徜徉”的老人,致力于把加了一个“大”字的故宫推向大众?

  我在敲响一座高层建筑内阎崇年那所普通住宅门的时候,仍不断这么想。

  吃苦与故宫

  阎崇年的住所,简直就是书的王国!我坐到了沙发上,就仿佛坐上了书云之端。他正在接电话,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,一边对着电话说:“请您帮助详查一下,德胜门的匾额是竖是横?是否也像崇文门一样有斗字匾?谢谢您,万分感谢。”

  他放下电话,我们的访谈便自然而然地从北京的城门说起,然后说到了北京的内城、外城、皇城和紫禁城。

  “说故宫,就必须从北京城说起,还要说到沈阳故宫、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避暑山庄,所以我们这部书叫作《大故宫》。”

  要说“大故宫”,就必须多跑路。于是,近年来,沈阳、承德乃至台湾都留下了阎崇年探寻大故宫的足迹,而北京的四九城遗址和紫禁城的一砖一瓦,在春雨秋风、夏阳冬雪里更是记住了这位老人奔波的身影。

 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,一位记者问他:“故宫,您去过多少次?没有几百次,也有几十次吧?”阎崇年笑了,用同样的句式回答他:“故宫我去过不少次,没有上千次,也有几百次吧!”他的幽默平和淡然,隐于对事物真实流畅的叙述中。

  阎崇年最初研学的不是清史,而是先秦史。“一个人最大的创新精神就在于他自己的人生选择上”,这是他的人生心得。在导师指导下,他选择清史,因为明清的相关历史资料以北京为多。“我在北京住,离故宫近,那就研究清史吧!”

  他的另一次“创新”是开创满学学科,建立北京满学会。上世纪80年代,他到美国做学术访问,很多人谈起蒙学和藏学,问他为何没有满学。这个问题让他寝食难安,辗转反侧后,他决定马上行动,成立满学研究所和满学会。

  1991年,满学研究所和满学会成立。至今已经召开5次国际研讨会,出版了由他主编的《满学研究》1—7集、《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》,他还写出《满学研究论集》。研究满学的学者开始遍布全球,满学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。

  胸怀与理想

  2004年,阎崇年又遇到一次创新的机遇,就是走上百家讲坛。“回馈民众是学者的重要职责”是他坚持的原则,“关起门研究、打开门交流”的宗旨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阎崇年认为,作为当代学者,应该利用好各种媒体形式,为学术的传播普及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  当他走下百家讲坛的讲台时,别人问他感觉怎么样,他说,没感觉,因为脑子里都是努尔哈赤,根本就忘了自己在上电视。

  真正的热爱是一种胸怀,因为有了真正的热爱就有了一颗包容的心。上世纪90年代,阎崇年为寻找一份珍贵的资料想尽了办法,迟迟未果。后来终于在辽宁一位朋友那里发现了一份手抄本,想要借阅,但因为太珍贵,那位朋友迟迟没有答应。那人到北京出差,阎崇年多次拜访,临走时又把他送到火车站,结果一直等到开车,也还是未能借到那本手抄本。后来他在中科院图书馆里发现了这份资料的影印本,兴奋之余,连忙复印了两份,一份留给自己,另一份作为礼物送给了辽宁的那位朋友。也许,正是因为热爱,所以才多一份理解,多一份包容。

  走上百家讲坛,阎崇年“火”了。但成名对他来说是个意外。他说,名利是结果,不是目的。他希望我在文章里将他的这个想法传递给年轻的朋友:“如果当年我第一次上电视时满脑子都是出名和赚钱,而不是努尔哈赤,就不会有今天。”

  如今,阎崇年还是坚持晚上10点睡觉,早晨4点起床,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。规律的生活与读书的习惯使得已经78岁的他依然身体康健,璀璨的史学给了他一种平和的胸怀,让他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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