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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忆: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会受到戏剧的诱惑

来源:北京青年报 作者:北京青年报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6-02-05 17:49:22
原标题:王安忆: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会受到戏剧的诱惑

  十月,霜降前的上海,秋雨不断。马路上都湿漉漉的。淮海中路是沪上最繁华热闹的区域,金贵店铺鳞次栉比,一片梧桐叶被雨打下来,马上被驶过的高档汽车车轮碾过,扑哧碎掉的声音细微到难以被发现。

  王安忆儿时就曾经生活在这附近的弄堂里,在之前接受采访时她曾回忆过这段生活,说女孩子得有多大的对物质的抵抗力,才可以日日走过华丽的商场玻璃窗而不动心,再安心回到自己逼仄的格子间里去。

  她写上海多年,被誉为“张爱玲之后又一人”。

  多年来,她深居简出,除了出席必需的会议或活动,大多数时间有规律地起居、写作,并坚持在复旦大学的课程。长篇新作《匿名》写了不短的时间,终于于早些时候完成了,让她可以松一口气。

  此次见面,缘因由她改编的戏剧即将上映,她拿出一整天的时间集中配合宣传。一场记者发布会、几番专访之后,还有和数十位读者的小型见面会。日程紧凑,她始终保持清明的状态。

  她穿着一件黑底白点的鸡心领衬衫,围着黑色的毛线围巾,下身是及踝的长裙配小布鞋,头发梳得光滑,在后面盘成一个温婉日常的发髻。面目清冽,对每一个问题(无论是来自媒体记者还是读者)都耐心给予答复,言词均确凿,无含糊。

  对人对物,王安忆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谨的距离感;毋宁说,那是她在保留一个写作者的神秘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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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回头去看2004年创作的话剧《金锁记》,依旧认同那时候自己的创作吗?你最满意的段落是哪一段?

  答他们现在演的依旧还是当时那个版本,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的魅力,我每次看它都还蛮感动的,我觉得这写得还不错。我蛮喜欢自己写的最后一场。你知道,小说改戏剧不容易,小说比较分散,我考虑最后一场,让全部人物都到场,然后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一下子爆发。我自己觉得这一场还满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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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在以往的谈话中,多次提到黄子平先生的一个观点,即张爱玲和“五四”的关系很紧张。你怎么理解写作对张爱玲的救赎?

  答她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,哪怕你现在很年轻,你也是走在末路上,肯定一步一步会老去,最后直至死亡。可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还活着吗?就是因为还有眼前的享受,吃点好吃的,有人爱、爱别人。其实人生讲到底都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在张爱玲看来,人生的目的是要舒舒服服的,是这样子,我觉得张爱玲是一个聪明人吧,她能够比我们一般人都体会到这种“虚荣”的意义。

  (问:最早读到张爱玲是什么时候?喜欢她什么?)

  我蛮早就读到她了,我也不晓得什么道理,因为我们家里面很早就出现了她的一本书,香港皇冠出版的《张爱玲小说集》。可能是我妈妈弄来的吧。那时候是“文革”结束的前后吧,好像就是70年代末,我很早就看她东西。所以,后来她一下子受到追捧,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惊喜。我很喜欢看她写的东西,有日常生活的细节,有故事,有人物的命运,而这些人物命运都是我们认识的你我他,都是身边的常态。它又不是那种鸳鸯蝴蝶派的,鸳鸯蝴蝶派的你知道,很鄙俗的。

  (问:是能从她的作品中找到一些同感吗?)

  同感也说不上。其实她的小说很沧桑的,很悲凉的,她写女性出嫁前一刻那种焦虑,那种不安,那种心情。当时也不能理解,因为当时自己也十分年轻。可是觉得她写的就像我身边的人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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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编她的小说为戏剧,这是怎样的过程?

  答首先,我对写戏剧很有兴趣。把一个小说变成一个戏剧,这个转换对自己的智力、智慧是一个挑战。小说是可以肆意叙述的,可以慢慢慢慢道来,但是戏剧要求你把故事都控制在一个空间、时间里面。为了改编《金锁记》,我还画了些图,舞台的图。我想象舞台是分了好几个区域,我在想这些故事在各个区域里边发生的情节,那是很幼稚的,很有点游戏的性质。

  因为《金锁记》是我第一次改编剧本,比较大的困难还是结构。因为你一定要把小说的结构重新组织,张爱玲的小说是顺着自然时间行进的,她可以很从容地写。但是你知道舞台对你的逼迫是很紧张的,你必须在两个小时里边完成。那你把时间怎么分配,分配在哪一个最重要的环节,这个是比较困难的。

  曹七巧的命运很不幸,因为她是一个身体欲望很强的女人,可是她偏偏碰到了一个残疾的男性,她有很多不能释放的能量。后来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对象,但是释放对象又不能给她满足,不能够公平地回报她。然后怎么样呢,她只能去残害、报复,她的世界非常小,就这么小的几个人,她只能报复她的至亲的人,报复她的女儿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“宿命”的问题。偏偏曹七巧又是一个特别不甘心驯顺自己命运的女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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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会有某种对生活的不甘心吗?

  答写小说的人都很软弱的,都是对于命运很驯顺,所以我们只能在虚构里边来满足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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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否有一个出口可以为其找到希望,类似黑暗中的光明?

  答对,我发现这个光明现在暂时还写不出来,但是你这个要求很像我们的领导要求。领导经常要说你要给我们一个光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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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误解”是经常会发生在表演与观看、写作与阅读之间的。会不会也许你的改编对张爱玲是一种误解,扮演上舞台之后,又会被观众误解?

  答这肯定会,这没有办法,人们只能承认现实。我在想,张爱玲不一定喜欢我对她的改编。张爱玲挺挑的,挑眼,她可能对别的都不满意,只对她自己满意,会不会是这样的。但是没关系,改编者有她自己的生活经验,她有她自己的处境,她可能会误解你的。也许正是因为她误解了,她才选择了去做一个改编。可能是改编的误解会低于她的原创,但是说不定还有可能高于呢,对吧?这也是有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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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次改编中加入了你的什么东西?

  答我觉得我的气质和她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张爱玲的小说里边,她写的伤心事儿,都是用一种看穿的姿态,她有一种处之淡然的态度。梁文道以前评论她,说她像从来没有童年一样,好像生来就是看穿了一切的一个人。但是我觉得在张爱玲早期写小说的时候,也有一点小孩故作大人状的,张爱玲无疑是很有才华的,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。

  我在改编中有减,也有加。我把张爱玲小说里边长白的那条线全部剪掉了,加了长安的那条线上的故事。改编,其实有点像是借,怎么讲呢?就是借她的壳子放自己的灵魂,放我对世界的看法吧。我记得第一次演出时候用了一个海报,那上面有一句话,“最坏的时代再做最坏的事情”,那句话特别张爱玲式,好像要把这个事情烂到底,然后它才能发芽长出新东西来。我就想让它长出新东西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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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金锁记》她看穿了什么,或者戳穿了什么?

  答我就觉得《金锁记》是没有看穿,所以我才很喜欢七巧那个人物,她就是没有看穿,要是看穿的话,不能够这样子选择,这么作践自己。她完全是在作践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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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多人说了很多年这样类似的话,说你与张爱玲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。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?

  答我在想,这么说,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吧。当然,这么说都是表扬我的,说我有一点张爱玲的影子。比如我们都是上海的女作家,我们都写上海,写上海的市井生活,而且都写小人物,写女性的命运,而且手法都比较写实,这些可能都使我们两人会产生联系。但是从无论是时间、时代,还是性格、背景,我和她还是很不一样的,我肯定比她想得要阳光一些。张爱玲认为人生总是走在下坡路上的,这和她的时代有关系,因为她正好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没落上面;而我正好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头的时候,不管这个时代好还是不好,它刚开头。我是有气象的,我是有新气象的,所以和她的世界观不太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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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戏剧的启蒙是什么时候在你身上发生的?

  答我觉得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会受到戏剧的诱惑的,因为它对人的写作技巧的要求是很高的,尤其对语言的要求很高。因为语言非常浓缩,它只能用对话来表达,我想对每个作家都有(要求),你想作家后来都写戏,莫言写戏,然后刘恒也写戏,都想试试写,哪怕是试一下也得试一下。其实我很喜欢看戏,我可能最喜欢的业余生活就是看戏。你要从表面来说,可能因为我父亲是个戏剧导演,但这个原因还是太单一了,具体些还是从文学出发的吧,因为戏剧和文学最接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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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时候看的戏里,有印象很深的吗?

  答我到现在还记得上海那时候的人民剧院合并了一个滑稽戏剧团,成立了方言话剧团,演出的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。那时我是非常小了,现在脑子里模模糊糊地记得那种情绪,它明明是个喜剧,可是最后让人非常伤心。我到现在还记得它最后一个场面,一个男人把他的恋人送进了精神病院,然后他自己站在一盏路灯下面,天好像又在下雪。我那时是小孩子嘛,尤其我们这种从小生活得蛮顺遂的孩子,是不晓得人间的苦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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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有想过自己原创一个戏剧吗?

  答原创对我来说有难度,如果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的话,我又想写成小说了,再说我的思维方式总的来说不是戏剧。戏剧还是要很集中,我的小说里本身也不是特别多的表现集中的场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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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戏剧写作的方式也很多,比如契诃夫,他也并没有遵循那些戏剧规定的规则和场面。

  答契诃夫对于我来讲是太难达到的高峰了,他完全不靠事件,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梦寐以求,可是你知道得不到的。我觉得契诃夫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互相给予对方帮助的,他不是孤立地写出来的,有一个对舞台有控制力的人在和他一起创作的,我的感觉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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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对舞台的感情是怎样的?

  答小时候我父亲常带我去后台,我对舞台不是很生分的,还是比较熟悉。当然它是非常奇怪的,你知道尤其走在化妆间里边,那些叔叔阿姨和你讲话的时候,也很随便的,也很轻松的。然后忽然之间他们上台就变得很严肃了。完全是另外一个人,好像有很多并行的人生。当然我会非常羡慕舞台上的人生,它是那么浓缩的精华。因为日常生活总归是有点闷的。

  最近看过的觉得还不错的戏剧有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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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答这些年来我觉得有两个戏是非常非常好的,一个是吕凉主演的《万尼亚舅舅》。这个戏很难演,我觉得他们演得真好,每一个人都好。你知道戏里那种苦闷是无边无际的苦闷,就是现存的生活没有希望,那就进来了新的因素,新的因素就是城里来的那一对男女,似乎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、机会的,可是结果是什么呢?是更绝望、更苦闷。生活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可能性了。

  还有一个戏好像是民间作品,叫《驴得水》,那个戏剧就有点回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、莫里哀的时代,那种喧闹、喧哗、草根、胡来,可是你知道它最后会变得非常的严肃。这是近年来看的两个最好的戏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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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在戏剧界会有一个声音,觉得演出作品缺乏文学性,包括很多原创作品,对经典剧目的排演也缺失了对文学核心的正确解读。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?

  答现在不是说文学性缺失的问题,我就觉得不明白,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演出都那么不重视剧本,对剧本特别忽略。有的时候说一个戏要改编了,大幕一拉开,改编了的就是舞台,舞台越来越豪华,对剧本却特别不重视,也不知道什么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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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在复旦大学授课过程中,观察到90后学生有什么他们的特性吗?

  答我现在上的课叫“写作实践”。就发现年轻的一批学生,他们最大的问题是,他们选择了文学写作,但是他们的阅读量非常小,而且在变得越来越少。这没有办法的,因为他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直观读图的时代,人类的阅读能力都在退化。那种拿着手机看东西的,都不叫阅读,只能叫作是信息的攫取。阅读是完整地看一本书,随便任何书,你就完整地看一本书。有时候我也让他们把他们读的书告诉我,我也去读他们的阅读,我发现怎么那么差。他们给我的回答都很令人扫兴。你读得少,你就不会辨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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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新长篇《匿名》已经完成,据说这一次写得非常慢,难度是在哪儿?

  答这一次整个写作方式比较抽象,不是具象的。叙述是比较超现实的,这不是我那种熟悉的生活,不是在我身边发生的比较具象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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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?

  答写好每一个眼前的作品。另外,我在想,我这一生最后也得写一个戏剧,契诃夫那样的。摄影/朱良城

  (文中部分问答摘自王安忆与读者的交流)

责任编辑:北京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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